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創(chuàng)造性轉化、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（以下簡稱“兩創(chuàng)”）對古代文學研究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，此處論述古代文學研究實現“兩創(chuàng)”的歷史經驗，既是當前踐行古代文學研究“兩創(chuàng)”的借鑒，又能增強、增進古代文學研究者實現“兩創(chuàng)”的文化自信與行為自覺。

一

有人常常慨嘆傳統(tǒng)文論的概念、范疇等具有意義上的不確定性，其意義是多方面的，又有許多衍生。其實，文學史上文論概念、范疇的每一次重提，往往意味著某種創(chuàng)造性轉化，這些概念、范疇，仿佛是一個個“活物”，它們都是有生命力的，不斷成長著、豐富著并與時俱進著；而每一次創(chuàng)造性轉化，又意味著一次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。

如“意境”，就沒有一種規(guī)定性的界說，其意義的解說有各自的出發(fā)點與各自的環(huán)境，魏晉玄學有“得意忘象”之說，稱“意”之外都可以“忘”，王昌齡稱詩有物境、情境和意境“三境”，司空圖稱“象外之象，景外之景”，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稱“詞以境界為最上，有境界則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”等，各個時代意境的定義，意味著古代文學研究不同的追求。

又如“興”，每次重新提出都有所不同，都有新的意義，這多種解說，均由于各自目的不同，或由于各自解說環(huán)境的不同。漢人鄭玄注《周禮·大師》稱“興”是“見今之美，嫌于媚諛，取善事以喻勸之”，其解釋合乎兩漢詩學“美刺”說。何晏《論語集解》引孔國安說“興”是“引譬連類”，把它當作一種手法。鐘嶸《詩品序》稱其為“文已盡而意有余，興也”，把它當作“滋味說”所能體現出的藝術效果或審美意境，把它當作審美活動的結果呈現。唐人皎然《詩式》稱“取象曰比，取義曰興。義即象下之意，凡禽魚草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，盡入比興”，其比興有意境意味，把“興”作為審美活動的結果具象化了。于是，“興”不僅是文學活動的開始，而且貫穿于文學活動，文學活動的不同階段，“興”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活動的本質特征。

又如具有傳統(tǒng)文論元范疇性質的“氣”，既有概括意義，而當每次提出來時，又有各自的創(chuàng)新色彩，諸如天地之“氣”、人體“精氣”、“文以氣為主”、“口出以為言”之“語氣”等，各具思辨意味，給文學研究以啟示。

這就告訴我們，傳統(tǒng)文論概念、范疇，都是有生命力的，其多義性、衍義性正是其創(chuàng)新性所在，我們不能用命題的知識形態(tài)去界定、限定這些概念、范疇，而要用時代精神去理解這些概念、范疇。這也就是傳統(tǒng)文論創(chuàng)造性轉化、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的魅力所在，不拘泥于字面語義或過去時代的解釋，超越知識形態(tài)的理解，傳統(tǒng)文論不認為什么是最終的、唯一性的、完成態(tài)的解答，新的問題會隨著實踐和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提出，這種提出或許并不是新的概念、術語，而是以原有的概念、范疇的名稱重新提出，似乎是在重復，實則是創(chuàng)新式地提出。

二

朱自清先生稱“詩言志”是中國歷代詩論的“開山的綱領”（《詩言志辨序》），具有綱領性地位的“詩言志”，其意味也經過歷次創(chuàng)造性轉化，進而促進著古代文學研究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。

“詩言志”的提出，其基本意味是，詩歌抒發(fā)自己的情志，是自己的詩，《毛詩序》說：“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，發(fā)言為詩。情動于中，而形于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；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詩歌抒發(fā)的是個人之“志”，世人就是如此解釋《詩經》的作品的，如《卷耳》小序：“后妃之志也。又當輔佐君子，求賢審官，知臣下之勤勞，內有進賢之志，而無險诐私謁之心，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?！惫士追f達《毛詩序正義》說：“詩者，人志意之所之適也。雖有所適，猶未發(fā)口，蘊藏在心，謂之為志。發(fā)見于言，乃名為詩。言作詩者，所以舒心志憤懣，而卒成于歌詠。故《虞書》謂之‘詩言志’也?！?/p>

《左傳》中有“賦詩言志”，可以用自己創(chuàng)作的詩，也可以用別人創(chuàng)作的詩，于是“詩言志”具有了共生性，他人與自我形成了緊密的互利關系，他人的詩就是自我的詩，他人的志就是自我的志。

于是，“詩言志”的創(chuàng)造性轉化與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，令“詩言志”又有群體性的意義，“詩言志”是抒發(fā)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志，這就是《毛詩序》說：“是以一國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謂之風；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”詩歌是以個人的名義吟詠出的，但代表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而發(fā)出的心聲，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心靈呼喊。孔穎達《毛詩序正義》解釋說：“一人者作詩之人，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。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。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，故一國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……言天下之事，亦謂一人言之?！薄霸娧灾尽币馕兜霓D化，大大增強了詩歌的社會意義。

進而，當人們稱漢樂府詩歌為“男女有所怨恨，相從而歌，饑者歌其食，勞者歌其事”（何休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卷十六），“詩”為群體之詩，“志”為群體之志。王夫之《詩繹》總結說：“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盡矣”，“以其群者而怨，怨愈不忘；以其怨者而群，群乃益摯”。強調“群”在“詩言志”中的意義。

三

無論是創(chuàng)造性轉化還是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，我們的總體目標，就是實現整體性地對古代文學的研究，這從古代文學研究強調“知人論世”到突出“本事詩”的探索，可見一斑。中國古代的文學闡釋，既重視文本本身的研究，又擴大視野而注重作者的創(chuàng)作場景、創(chuàng)作意圖乃至讀者的主觀解釋，也就是注重文學之“事”的研究，這也是經過數次創(chuàng)造性轉化而不斷完善的，由此促進古代文學研究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。

孟子說：“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”（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）孟子講的是修身的方法、“交友”的道理，但后世把“知人論世”創(chuàng)造性轉化為解詩的方法，這就是一種對“知人論世”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，這表明古代文學研究的一種觀念，要想真正理解文本，除了文本本身，還必須了解相關文本的所有之“事”，這樣才是整體性地了解文學。

古時“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，事為《春秋》，言為《尚書》”（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），假如“言”構成的是文體，那么文體與文體所發(fā)生的那些事是分開記述的。至《左傳》時情況改變了，“古者言為《尚書》，事為《春秋》，左右二史，分尸其職。蓋桓、文作霸，糾合同盟，春秋之時，事之大者也，而《尚書》缺紀。秦師敗績，繆公誡誓，《尚書》之中，言之大者也，而《春秋》靡錄。此則言、事有別，斷可知矣。逮左氏為書，不遵古法，言之與事，同在傳中。然而言事相兼，煩省合理，故使讀者尋繹不倦，覽諷忘疲?！保▌⒅獛住妒吠āぽd言》）“言、事”合述就是一次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，重點就在于以“事”強化作品的意義。于是，追求作品之“事”，就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一項重要方法。

追求“事”，也經歷著不斷的轉化與創(chuàng)新。史書里記述的那些作品，大都是系于“事”下的，如《史記》所錄《子虛賦》《上林賦》生成之“事”。而大多數作品，其“事”并未直接留存下來，或未完整留存下來，尋求作品之“事”，就成為古代文學研究實現創(chuàng)造性轉化、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的某種基礎工作。故世人重視作品序，視序為作品生成之“事”的載體，如《文選》所錄宋玉《高唐賦》《神女賦》《登徒子好色賦》以及傅武仲《舞賦》，賦首都有作賦緣由的那些“事”，或把這些文字視作為“序”，在賦題之下都標明有“并序”，表示總集編纂者對所錄作品“言、事”完整性的關注。雖然說后人批評《文選》編撰者把本屬于作品開頭的“問答發(fā)端”視作“序”了，但這些“問答發(fā)端”，不管是賦首也罷、序也罷，對作品來說，是十分重要的。故唐時李善注《文選》，補充了大量類似于“序”的作品之“事”，以為作品完整性的補充。

唐時，孟棨撰作《本事詩》，所記皆詩歌本事，分情感、事感、高逸、怨憤、徵異、徵咎、嘲戲七類，以詩系事，自序說：“詩者，情動于中而形于言”，“其間，尤所鐘情，不有發(fā)揮，孰明厥義，因采為《本事詩》”。其尤關注“興詠”的那些“觸事”，為的就是“明”詩歌之“義”。

進而，作品、作品所屬文體與“事”有著怎樣的關系？人類生活發(fā)生的“事”，促發(fā)著作品的生成，當作品超出已有文體的范疇，就是促發(fā)了新文體的生成；新文體的生成幫助人類解決社會生活中“事”的問題，文體的介入解決了人類生活的需要。立足于所處時代，尋求作品生成的“事”，以整體性促進文學研究，如此的創(chuàng)造性轉化與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，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新崇尚。

古代文學研究的創(chuàng)造性轉化、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應該是各個方位的，以上所說只是舉隅式的，但也說明一個道理，創(chuàng)造性轉化將引導出古代文學研究的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，這是一個完整的過程。這里還要說，古代文學研究創(chuàng)造性轉化、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是有文學史經驗可循的，需要我們古代文學研究者共同努力。

（作者系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、桂學研究院教授）